在母亲好意的安排下，一个从小听话、学习优异的女孩躺上手术台，这对母女并没意识到等待在前方的风险多大。
一场不大不小事故的发生固然有客观因素左右，主人公从小形成的性格弱点同样推波助澜，中注定悲剧的发生，也更值得反思。
第一次提，说的是她一个朋友的女儿:「我今天上街看到了阿姨家那个女儿，你记得吧?漂亮得很呢!但我听说她去做了微整形。确实不怎么看得出来，效果还是可以。」
后来的电话里，母亲又好几次提到整容，从同学说到女明星，最终的结论总是:整一下，没什么大不了。我一直以为，这不过是热衷美容产品的母亲喜欢的扯闲事聊，直到有一天，母亲在聊着别人整形的时候，突然流畅地将话题跳转到了我的身上:
整形对我来说，是个遥远而新鲜的词汇。在我成长过程中，外貌没有让我享受过漂亮女孩的待遇，但也从不构成过分的困扰。
又过了一个星期，母亲在电话里说，她预约了一家机构，等我放假马上就可以去咨询一下。对母亲的，我感到可笑又可气:「不要再说这件事情了，我不想去!」
有些东西，我很早就意识到并接受着:从小到大，在大家眼里，我「可爱」、「聪明」，但换座位时，没人帮我搬过书架和一摞摞卷子，男孩子跟我讨论数学题，就真的只是讨论数学题。对于这些事情，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没有失落，也没有嫉妒。我勤奋地学习，平和地生活，在喜爱的事情中，获得独特的欢愉。
我考上心仪的大学，继续形单影只地生活，一个人泡在图书馆，一个人跑去看热门的电影，一个人把行李从一层提到六层，一个人接收只可能来自父母的晚安。
舍友已经换了三个男朋友，对象从大哥哥到低年级的弟弟，从乖乖仔到地下朋克。有一次，寝室夜聊前男友的话题，我插不上嘴，悄悄塞上，我在心里问自己:「总是一个人做这么多事情，会觉得吃力吗，会感到难过吗?当然会。」
原来是这样吗?落单是因为我的脸?没有恋爱，不是因为我不想，只是我从未被挑选。我想起那些夸我越来越漂亮的阿姨，更清楚地看到了，她们话语里的礼貌成分。
让一个女孩承认自己不漂亮，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可能需要一刀刀割掉那些自尊心的触角，掩埋那些本能的难过，将压低、缩小，放进那个叫做「普通女孩」的玻璃盒子里。
这个提醒，给我带来的是一种「哲学」层面的困惑:我不明白，为什么这种与「我」无关、我无力改变、且不能选择的东西，会成为我该不该得到某些东西的决定因素，成为我被或者被遗弃的理由。它像一根无法磨钝的刺，反复探出头来，扎在我的身上。但这不是一个致命的困扰，我没有想过改变，只是一次次地，用失落的灰土将它掩埋。
在电话里聊起整形没过多久，母亲体检，查出身体里有一个黑块。医生说，还不能确认是否是恶性肿瘤。
母亲是个细心、周到的人，总是将家里的事务安排得井井有条，即便是长辈们，也总愿意和她商量事情。从小，我就被她精心，整晚陪我解数学题，给我扎繁复的麻花辫，从雨里冲来为我送伞，用她的身子给我遮挡炽烈的阳光。细心的母亲，肯定也早发现了，她的女儿从来不是一朵耀眼的花，别的父母为儿女早恋担忧时，她从未跟我说过什么提醒的话，她知道，没有必要，电话里，母亲一直在叹气。我知道，她害怕了。
「我已经预约好了。你和我去看一下吧。妈妈希望你好。」母亲的意思是，锦上添花，何乐不为。因为这件事，她想让我变美的心情更急切了。
面对母亲不断升级的规劝和唠叨，我曾想了一句对抗母亲的话，我以为，它将具有无以伦比的杀伤力，我大声地喊着:「你们就这么嫌弃我的长相吗?难道不做这个手术我就活不下去?」
说出这句话时，我非常不争气地，带着满心的苦涩和委屈，红了眼睛。我仍然怀有一丝希望，曾试图向父亲求助，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告诉我，「没关系，你很好，你没有错，是那些人错了」。
我忽然意识到，我们的对话被封闭在两个真空里，像电影「」中科学家和外星人的对话，双方并不处在有可能彼此理解的语境。
我已经懒得去区分，这个「好」字，是我被情感之后举的白旗，还是我真的为了漂亮，为了活得容易，心甘情愿主动来到了对方的阵营。
今年二月放假，母亲如愿带我去预约好的整容机构咨询，那家机构就位于城市中心区人潮汹涌的购物中心。电梯直达十八层，对着电梯门的巨型粉色招牌上，穿米色丝绸礼服、线条凹凸的女模特五官精致--我未曾想到，未来的七个月，我将无数次在电梯门的开合之间，凝视这块招牌，在这位女模特笑容得体的目光中，自己的混乱与溃败。
我们靠窗坐着，粉色的沙发上，是碎花的图案，明净玻璃窗外景致宜人，玫瑰茶依然温热。我输入挂在墙上的Wi-Fi密码，看一条朋友圈--刚刚在电梯里，图片加载失败。
一位穿白大褂、自称徐经理的女士坐下来，三十出头，淡妆，黑色皮靴。她开始介绍，隆鼻有三种选择:硅胶、膨体和软骨组织。价格依次递增，效果当然越贵越好。软骨组织要从自己身体中取，两处开口，但效果最好，价格也高，十余万。膨体的效果也很好，而且只在一个地方动刀。
徐经理拿着两个透明盒子回来了，以为是母亲想做整形，继续对着母亲介绍。母亲又拍了一下我，我只好关掉手机凑上前去。徐经理立刻明白了，说:
「姐姐，这个你别担心呢，你看看我的!」徐经理忽然把脸凑近我们，「我的鼻子刚做完膨体的，你摸摸，你看得出来的?」
「是呢。我们的医师会根据你们的要求来设计鼻型的，如果你非要做网红鼻我们医师都会的，他们都会为你们定制和调整，肯定不会夸张，就是在你们现在的水准上拔高一点，说白了就是变漂亮了但又说不出来哪里变了的效果，我们机构主打这样的。」
医师的会客室不大，房间依然刷成粉红色，沙发茶几是成套的欧式碎花，门边的墙上挂一面干净的镜子，房间窗户与镜子相对，背后仍然是这座城市的俯瞰景致。马医师进门的第一句就是:「来啦，刚结束一台手术，最近还是忙。」
他高个，笑容温和，大褂的扣子开着，像穿了件白色风衣，看起来不打算坐下，一副只是顺道进来看一眼的样子。
「没事，那你们慢慢聊。」马医师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正好今天下午预约的客人来不了，空出一台手术，我以为你们要约。今天不做的话，未来两周都排满了，过年后再来吧。」
马医师走后，母亲开始跟徐经理讨价还价，徐经理说膨胀体的价格是一万五，母亲想谈到一万二。谈话间，又进来一位高大的中年女人，齐肩卷发，穿一件米色绒毛大衣内搭V领黄毛衣，胸前一块巴掌大玉佩晃来晃去。徐经理客气地叫她「李姐」，她点点头，先让「小徐」经理去接客户电话，然后自己坐下来，继续跟母亲聊价位。
「一万二是有点低了。这样，等会我们空一台，你们这个小手术，准备也不麻烦，今天做了我们这边也不浪费，就给你们这个价吧。早做早好。」
「咨询什么?还有什么不懂的?这个手术我们一个月十几台，半小时的事儿，今天不做等几个星期后也是一样做的--你们再商量下，之后再约也行，但就只能按原价。」
「怕痛啊?傻姑娘。为了漂亮，这点小痛才不算痛。来，我们签个合同，让马医师仔细给你看一下。换个鞋，到手术室里吧。」李姐不由分说。
手术室内开着一点暖风，我一个人躺在手术台上输着液，旁边不锈钢盘子上，玻璃瓶、针管、棉签摆放整齐，角落里放着一台庞大的器械，一个白色的置物柜上也摆满了东西。
这里房间布置风格，和外面差距很大，物品棱角分明，颜色简单有序，两个地方之间，唯一的联结，是圆凳上的小熊玩偶。我居然如此地躺在手术室里，为这突如其来的场景，感到有些。
刚才的马医师走进来，依然是温和地笑着的，跟进来的还有三个。马医师拿起一只黑色马克笔，轻轻在我的鼻子上画了几道。
我的脸被罩了一层医用防护布，他们讲的每一个字我都能听懂，但却觉得，这些声音仿佛漂浮在遥远的地方，与我无关。陌生和不安，同时也在我的大脑中拉起了一层厚厚的隔离布，让我无法思考，也无解目前的境况，一种奇怪的迟钝感，控制了我。
缝合的过程却比我想的还要难熬，或许是药力的衰退，每一针刺入，都有一种圆钝的痛感，我感到自己的身体，像是被心脏起搏器提起又放下的病人，因为疼痛而震动、抽筋、收缩、颤抖。每疼一下，我就数一下，大概八次。
从手术台上坐起来的时候，医师给我拿了面镜子，我只看一眼就拿开了:我的脸上到处是汗水、皮肤渗出的油、眼泪和血水的混合物。我还在消化刚才的痛感，真的没有余力再去消化这张狼狈的脸。
从手术室走出来，鼻子还在不停流出血水，我把棉签放在人中处，等着它们流下来，丝毫不敢把它伸到靠近伤口的地方。鼻孔里露出好几条黑色的细线，眼睛周围开始显出紫色的淤血。医师在交代护理方法，我什么都没有听。
一个健康的人为什么要主动把自己送进手术室承受痛苦?这是那天在手术室里，一直敲击着我大脑的一个问题。
除了我的嘴巴再也做不出「抿嘴」的动作之外，似乎没有太多坏影响。鼻梁挺拔起来了，两个鼻孔像是修整过后形状好看的山洞。
「不要!」我的第一反应是一种羞耻，自己也说不清楚这种「羞耻」感来自哪里，但我就是不想在手机或者微信里，存上任何一个与他们有关的联系人。
当我用完第四瓶酒精、第十包棉签的时候，鼻子里的血迹已经开始变白，伤口处出现了肿块，分泌出粘液。我只能停用了所有的洗面奶，但每一次洗澡之后，鼻子里还是会有暗红的血水流出来。
我不得不开始每天去找马医师做清理。我被安排在同一个手术室，酒精、碘、麻药针、清洗针，每天准时操作。
切除肉芽，缝合、护理、消炎、拆线。又一个星期，伤口重新开始流出粘液和血，血停了，又长出肉球。这个痛苦的过程，似乎已进入某种的循环。
一天早晨洗漱时，我在镜子里看到，一道暗红色的血迹横亘在脸颊上，像一把刀将这张本不太完美的脸二次撕裂:睡觉时流出的脓血凝固了。我立即用毛巾擦去，真的好希望是自己没有睡醒、看错了。也许薄薄的鼻孔皮肤上已经扎了数量不少的针孔，但没关系，他们愈合很快，医生说过，皮肤有记忆力。
马医师在每次的复诊观察中，不断给出结论不同的推测诊断。这个机构仿佛有一个无法看到的，一旦靠近它，就会想要它，认同它，并失去所有抵抗力，吸走我身上的和勇气。
为了一个好看的鼻梁，我了七个月，试过所有可能的治疗，在鼻子被针扎成筛子之前，我决定把这个不安分的异物取出。
马医师很早就提出这个方案，我和母亲在犹豫，直到反复的发炎、脓水和酒精气味，将我对鼻梁的留恋殆尽。我克服在花季年龄毁容的恐惧，做好了休学的心理准备，终于拿起电话，和马医师预约了假体取出手术。
手术的前一晚母亲哭了，术后，她才敢告诉我，那晚她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得知取出手术失败风险极大。
手术依然在那个我已经完全熟悉的手术室，依然是完全熟悉的马医师。我告诉他们第一次手术太疼了，于是马医师地在我的脸上扎上四针麻药。这一次我能清楚地融入手术室的氛围，有人在拉扯我的脸，但我已经没有痛觉。
我像是一个手术台上的活体实验品，马医师依然边手术便给们讲着:「你们看这个要这样取，很多人都不会。必须全部取出来，所以，每一台手术都要记录当时放了什么、放了多少进去，不能有遗留。」
麻醉还没过，我感觉不到东西流出来，也暂时找不到我的鼻子在哪里。母亲抱住我，泪珠像是夏日的骤雨，大滴大滴地滚落下来。
哭是因为委屈，但也有内心难以的欢喜:因为手术没有失败，没有毁容，接下来是漫长的伤口恢复护理期--马医师说，取出后不会再反复了。也还因为，即便我自己没有勇气叫停整形，可事故之后，我又获得了重新做我自己的机会，回到出发点，自己开花，自己长大，自己经历，为自己做决定。
我也错了，我习惯性逃避，让自己服从于大多数，地，不彻底，放弃不彻底，快乐也不会彻底，唯有这期间，的感，是彻彻底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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