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三点的时候，陈东升乘坐的飞机终于到达武汉。他有一丝疲惫，但很快被惊喜所代替。他没想到，半夜等在机场的工作人员，竟然是武汉市委组织部长杨汉军，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待遇。
这一转变与他此次赴汉的特殊身份有关。除了众所周知的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一职，他又被赋予了一个独特的身份：武汉的“招才顾问”。
2017年4月8日，武汉市招才局成立。湖北省委副、武汉市委、市招才引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一新在当日为市招才局授牌，并颁发首批武汉“招才顾问”和“招才大使”聘书。
与陈东升一起被聘为“招才顾问”的，还有小米科技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雷军。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武汉大学校友。
武汉的热情与其对于人才的迫切需求有关。该市提出，将招才引智列为“一把手工程”，与招商引资“一号工程”相互策应、共同发力，打造武汉赶超发展的“双引擎”。
效果很快就了出来。今年5月29日，华中科技大学校友专场，签订投资项目总额达989.7亿元；8月27日，武汉大学校友专场，签下1576.7亿元；9月17日，中南财经大学专场，现场签下1546亿元。
2016年12月14日，国家发改委以发改规划【2016】2650号文复函湖北省，原则同意和支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复函指出，武汉市作为中部和长江中游地区唯一的人口超千万人、地区生产总值超万亿元的城市，区位优势突出，科教人才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具备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基础条件。
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长江与汉水分隔出武汉三镇，京广、京九等5条铁干线在此交会。以武汉为圆心，无论是、上海、广州、成都还是西安，都在直径为1000公里左右的圆周范围内，作为中国经济地理的“心脏”，武汉承东启西、沟通南北。
武汉的科教综合实力居全国前列。拥有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89所普通本专科高校，30多个国家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63名两院院士以及130万在校大学生。
自晚清以来，武汉就是工业重镇。张之洞在这里发展汉阳铁厂等实业，至20世纪初，“驾乎津门，直逼沪上”的武汉已经成为中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大武汉”从而得名。
然而，随着的不断深入，国家战略的调整和政策的倾斜，位于长江中游的内陆城市武汉逐渐落后于东南沿海地区。20世纪80年代以后，曾经的“大武汉”P陆续被沈阳、广州等城市超越，一度排至全国十七八位。
2011年，武汉实施工业倍增计划，P以每年1000亿元的速度增长，2012年超过杭州和青岛；2014年首次突破万亿，在全国15座副省级城市中，武汉超越成都，排名第三。
从2010年至2014年，虽然武汉经济5年平均增幅保持在两位数，但武汉市社会科学院有关专家发现，“十二五”期间，通过综合比较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消费/投资、城镇化率、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比、外贸依存度和实际利用外资/全社会固定投资等6个反映经济结构状况的指标可以得出结论，在全国19个副省级及以上城市中，武汉排名第10位，和它的经济规模（排名第7位）和经济累计增幅（排名第2位）都不相匹配。
专家指出，与发达副省级城市相比，武汉经济增长更多还是依赖资源和要素投入，仍处在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
2015年，武汉市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为51％，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的52％，而且低于2010年51.44％的水平。
另一方面，武汉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远低于规划目标。2014年，高新技术增加值占比为20.17％，2015年为20.5％，与“十二五”规划中的预期目标27％还有相当的距离。
武汉市招商局专职副局长易仁川说，一方面，武汉缺乏在全国甚至全球具有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大企业的带动作用弱；另一方面，由于武汉是传统的工业重镇，以武钢、东风汽车等为代表的央企国企是武汉的经济支柱，民营经济一直是武汉发展的短板。
数据显示，2016年，湖北省民营经济占全省P比重，已稳步上升至55.1％，而武汉市民营经济占全市P比重为42％，比湖北省占比低了13.1个百分点。与之相对，成都市民营经济占全市P的比重，为60.8％，比武汉高了18个百分点。
在科技创新方面，据武汉市统计局2013年的数据显示，虽然武汉的科教实力为全国第三，且科技中有90％以上集中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专利申请中也有60％以上集中在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但武汉科技的实际率只有35％，且80％流向外地。武汉全市技术开发机构只有30％建立在企业，而深圳可以达到90％。
陈一新指出，武汉发展遇到了阶段性困难，后劲不足、动力减弱，标兵领先优势加大、追兵紧追势头迅猛，面临“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的紧要关口。他最喜欢用一个词：勇立潮头。
多位受访对象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今年1月3日履新武汉市委的陈一新，具有典型的浙江人风格，务实的作风和大胆的思维，贯穿其主持出台的主要政策和举措。
陈一新此前曾担任浙江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浙江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以及省委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从2012年起，他开始担任地市的“一把手”，先后任金华市委和温州市委，并在温州市委任上一年多后进入省委常委班子，一年后出任中央深改组专职副主任，今年他履新武汉市委。
分析人士认为，陈一新转任武汉市“一把手”，也与武汉在湖北省、中部地区乃至全国的重要战略地位密不可分。
武汉市委办一位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国家大的战略是东梯次推进，主体功能区规划推进，因此需要布局武汉。
国家发改委的上述复函指出，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有利于增强辐射带能、支撑长江经济带发展，有利于激发创新动力、推动部地区供给侧结构性，有利于内陆开发平台、纵深拓展国家总体格局。
2016年12月20日，经国务院批复，国家发改委正式印发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其中明确提出支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自此，继、天津、上海、广州、重庆和成都之后，武汉成为第七个国家中心城市（郑州也成为国家中心城市，目前全国共有八个国家中心城市）。
武汉市招商局专职副局长易仁川第一次听到“坐不住、等不起、慢不得”这个口号，是在今年1月9日。
在来到武汉之后的第六天，陈一新突然造访了武汉市招商局。易仁川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前一天晚上8点我们接到通知，说第二天要来，这是自招商局成立以来第一次有市委亲自来调研，我们非常激动，压力也非常大。”
2016年，成都的P首次超越武汉，位列第三，武汉落居第四。而这一年，深圳P为1.95万亿元，武汉为1.19万亿元，比深圳低了0.76万亿元，差距拉大。
“前面的标兵离我们更远，后面的追兵离我们越来越近，在这种背景下，陈一新提出要奋力拼搏赶超。”武汉市全面深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要实现赶超，招商引资非常重要。陈一新在接受凤凰卫视主持人吴小莉专访时说：“招商引资是当前生产力的最直接的表现，它可以马上见效。”
武汉市对招商局的干部提出要求：把招商引资作为武汉赶超发展的“一号工程”来抓，努力扩大有效投资。
2016年，武汉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含农村私人投资）为7093.17亿元，比上一年下降2.6％；第二产业投资为2263.36亿元，下降13.1％；其中，工业投资2117.05亿元，下降16.3％；突出表现为产业项目不多、外资项目偏少、项目速度不快和重大项目统筹不够。
另外，各区之间竞争激烈，不同区域之间仍然存在信息不共享、博弈矛盾升级等情况。而项目在落地过程中需要城建、环保、消防、规划等不同部门间的协调和联动。因此亟待从市一级对招商引资进行高效统筹，避免内部竞争。
武汉市在市级层面成立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由省委副、市委陈一新和市长万勇任组长，市委、市、市、市政协的分管领导担任副组长，发改委、环保局、规划局、财政局等相关部门为单位，领导小组负责统一组织协调全市招商引资工作。
招商局和商务局原本是两块牌子、一个班子，局长是同一个人。现在分设局长，双方的职能分开，专司专办。招商局原有的在编和非编人员，全部整合到新批准成立的六个专职处室，在全市范围内新增编制约一百多人。
领导机制的调整，使武汉的招商引资焕发出新的活力。董明珠在第三批百万校友资智回汉？中南财经大学专场活动上直白地说：“今天在这里，我想谈的感受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财大气粗’。”
易仁川感觉到，市委、市领导率先垂范，使武汉市从上到下形成一种拼搏赶超的氛围。从今年2月开始，武汉每月都会举行一次“拼搏赶超”。“这种氛围影响到我们每一个干部。在多个正式或非正式的场合，投资者都曾跟我们说武汉干部像打了鸡血一样”。
6月29日，武汉市与小米科技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确定在东湖高新区投资建设小米（武汉）总部，长江小米产业基金、小米之家销售总部在此落地。参与项目全过程的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干部杨少丹回忆起其中的过程，十分感慨——从4月8日第一次接触雷军，到5月2日小米全部高管团队来区考察，在这20天左右的时间里，杨少丹平均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两三时，还经常通宵加班。
5月2日当天，小米团队只给引资方留出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为了27位高管，负责招商引资的官员仔细研究雷军在金山和小米的发展历程，小米近年来的发展需求，以及东湖高新区与它的契合点，甚至还找到了雷军最初在“光谷”创业时的名片。在经过不断和优化后，他们制作了一个不超过30页的PPT，最终成功打动了小米。
除了用事明小米目前的发展阶段与“光谷”的产业非常契合以外，杨少丹认为，东湖高新区胜出的关键还在于服务。
据杨少丹介绍，按照正常的速度，与企业签订项目协议，短则半年，长则1~2年，甚至有时候3~5年都有可能。但本次签约小米，只用了50天左右。“这常非常快的”。
为了完善营商和投资，提高对企业的服务效率，武汉市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陈一新于3月提出“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的模式。
“马上办”指“即来即办，立等可取”，企业和现场办事可以在1小时内办结。“网上办”让企业和随时随地可以在网上办理，24小时均可提交材料，会有专人在时间内完成审核。“一次办”是让企业和群众最多跑一次现场，“一件事情、一次办结”。
何谓“一件事情”？陈一新说，对群众来说，它可能是办理不动产登记证；对企业来说，可能就是投资建设一个项目。企业和群众在办理“一件事情”时，并不关心内部如何流转，经过了多少个部门和多少个审批事项环节，只关心能不能马上办、网上办和一次办。因此，审批服务，必须彻底转变工作，从以职能部门审批的“一件事项”为中心，转向以企业和群众办理的“一件事情”为中心。
2015年6月29日，东湖高新区成立政务服务局，将原本分散在不同职能部门中涉及行政职能审批的人员全部划归至政务服务局。“关键是‘划’的过程和职责边界的划分。、事权都划归过来，就跟原来单位没有关系了。这是很彻底的改变。”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政务服务局副局长夏华强说。
在干部的考核和问责方面，武汉将“招商一线作为考核干部的主战场”，表现优秀者会得到提拔，落实政策不力者严肃问责。设立招商引资投诉处理中心，对损害发展软的行为“零”。
对重大项目，只要对干部有举报，首先让干部，再进行调查。纪检监察部门每天都要明察暗访抓典型，每天都要播报典型案例及整改情况。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9月，武汉全市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6307.5亿元，同比增长43.1％，完成全年预期目标的93.4％，分别超年度预期增幅目标25.3个百分点、超时序进度18.4个百分点。预计全年有望突破7000亿元，创历史新高。
在招商引资方面，武汉市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做法，强调将招商与招才结合起来，为此实施“百万校友资智回汉工程”。
武汉市招商局专职副局长易仁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武汉市重点围绕全产业链、城市功能链、创新链进行招商，聚焦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重点引进大型央企、中国民企500强和世界500强企业，同时通过招商引资，推动武汉经济方式的转变和产业升级。
该市强调由专业队伍、企业家队伍、投资人队伍和校友队伍组成“四支招商大军”，即专业招商、以商招商、资本招商和校友招商，增强招商引资的精准度和实效。
易仁川说，这是武汉首次利用校友资源进行招商，“我们之前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首先摸清底数，了解有关高校的所有知名企业家校友，然后和他们提前沟通，根据他们的投资意向，介绍武汉市目前已有的各个项目，进行对接”。
武汉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曾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武汉百万校友资智回汉工程，不仅是邀请了一批企业家到武汉来投资，也不仅是邀请了一些优秀的校友回到武汉发展，“对这座城市而言，是一种综合效应”。
陈一新指出，引进一名高端人才，就能集聚一个创新团队，培育一个创新企业，甚至带动一个创新产业。
4月8日，武汉市招才局正式成立。该局实行“虚拟机构，实体运行”，将分散在各个部门的相关工作整合到一个平台。内设4个机构，分别为招才引智工作部、“双创”协调推进部、发展促进部和综合管理部。该局从有关部门抽调了28位工作人员，集中办公。
招才局的主要职能，是整合资源，统筹管理，统一运行，形成合力。针对人才政策“碎片化”、落地率不高的问题，新成立的招才局对全市近五年出台的人才政策进行了调研评估，将庞杂的支持政策精“一张政策清单”“一张政策导图”。
招才局初步整合了10亿元的专项资金，实行“一个系统报、一套班子审、一个口子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能。
在武汉市招才局的成立大会上，陈一新颁发了首批武汉“招才顾问”“招才大使”聘书。陈东升、雷军、程一兵（工程院院士，入选第一批“千人计划”）、阎志（卓尔控股公司董事长）等均在其中。截至目前，武汉市共向24位国内知名企业家颁发了聘书。
武汉市招才局综合管理部科长晏鸿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无论是“招才顾问”，还是“招才大使”，都需要至少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有足够大的影响力；二是有充分的资源，包括人脉资源、资金资源、技术资源、信息资源和智力资源等。
他说，这两种角色主要是一种荣誉。“招才大使”也会部分参与到组织、协调、联系、沟通等具体事务中。比如，有海外背景的“招才大使”，可以为武汉引进曾经与其一起在美国实验室共事的老师或同学。
在招才局成立1个多月后，武汉市组建了“在汉高校校友总会联盟”，把在武汉的82所高校联合起来，同时成立了具有20亿元规模的武汉校友资智回汉产业引导基金。
招才引智取得成效的背后，是武汉市人才引进模式和的转变。据晏鸿鹰介绍，以前武汉人才引进的模式与其他城市类似，是在“千人计划”和“万人计划”的框架下，各地以主导的方式，设立地方特色的人才计划项目。如对应“千人计划”，武汉设计了“黄鹤英才计划”，专门引进产业高端人才。
2015年，武汉市启动“城市合伙人计划”，建立由市场、专业组织、用人单位等多元评价主体共同参与的“城市合伙人”评审机制，探索授权行业协（学）会、行业领军企业和新型科研机构推荐认定人才；邀请领军人才参与武汉重大战略和重大项目决策，参与产业要素资源调配和产业创新活动。
今年4月，凤凰卫视主持人吴小莉采访了斗鱼CEO张文明。张文明的一番话，引起了很多在汉大学生的共鸣。
曾就读于武汉理工大学的张文明，自2008年开始在武汉创业，发展至今，斗鱼直播已经成为国内领先的网络直播平台。针对武汉的创业，张文明坦言，武汉本地的企业待遇低，仍是造成该市大量人才流失和制约创新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据武汉市人社局统计，从2007年开始，毕业生留汉的比例逐年递减。2007年为55.3％,2008年为52.19％,2010年为50.7％；2011年首次跌破50％,为47.04％。其中，2011年，“211”院校留汉就业比例仅为26.45％。
2015年，蚂蚁金服通过大数据对全国2325所高校近5年的毕业生进行分析发现，在最爱远距离迁移的学生中，湖北的大学毕业生位居前列。在前五大热门的跨省远距离迁移线中，就有从武汉出发，分别是武汉到深圳（第一），武汉到（第二）和武汉到广州（第五）。
2013年,留在武汉的大学生为10.4万人,到2016年升至15万人。过去4年，武汉的毕业生“出走”人数虽有下降，但仍是人才净输出地。
2014年，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理工大学等6所在汉部属高校，首次发布了各自学校2013年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武汉理工大学2013届本科毕业生的起薪以2500元—4000元为主，占比58.47％；2500元以下的占比22.03％。武汉大学本科生毕业1年后的月平均收入约为4835元。
今年6月，武汉市打包推出“大学生留汉九条”。10月11日，武汉市针对大学生留汉发布三个文件，进一步放宽大学生落户条件，提出留汉大学毕业生年龄不满40周岁，凭毕业证即可申请登记武汉市常住户口；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不受年龄。
另外，未来五年，武汉将建设和筹集250万平方米以上大学毕业生保障性住房，争取让更多留汉就业创业大学毕业生，以低于市场价20％的价格买到安居房，以低于市场价20％的价格租到租赁房。
武汉还在全国率先确定了大学毕业生指导性最低年薪标准：大学专科生4万元、大学本科生5万元、硕士研究生6万元、博士研究生8万元。这一标准，在同类城市中居前列，与一线城市的差距也大幅缩小。这个标准将每2~3年随社会最低工资标准动态调整。
武汉市招才局综合管理部科长晏鸿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城市之间的人才争夺战渐趋白热化，几乎每天都有不同城市出台新的人才政策，“武汉今天发布了一个新的人才政策，明天其他城市就会立刻出一个和你类似的，或者比你含金量更高的政策”。
为了避免这种“撞车”，制定人才政策的，逐渐由原来的“拼资金”，向现在的“拼、拼服务”转变，由原来的完全由主导，逐步转变为引导，以市场为主体，充分发动社会力量的作用。
截至2016年底，武汉市共有1076万常住人口，其中户籍人口800多万；共有89所高校、95家科研院所，130多万在校大学生。
在7月8日第17届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上，陈一新说：“100万大学生留下来不是简单的留人问题，而是一个人口战略。100万是什么概念？武汉目前人口1076万，也就是说，武汉五年内人口优化10％，这个城市将是青年之城、梦想之城、活力之城、创新之城。”
在浙江主政地方时，陈一新高度重视发展民营经济。在武汉，他在民营经济的前面，加上了一个“新”字。
新民营经济以“新四军”为主体，即新近毕业大学生、“海归”人才、科研院校技术人员和职业经理人。陈一新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现在武汉‘新民营经济’发展的主体，全是大学生、高知，他的资本不是像过去要靠自己一块钱一块钱地积累、原生态地完成，现在资本的积累是众筹的。”
在武汉，民企融资难一直是个。据公开报道，2016年，联思普瑞（武汉）电子科技公司总经理罗畅在处理100万台神目智能摄像头的海外订单时，遇到了资金困难，但金融机构认为他的海外订单不属于国内常见的法律文书，迟迟没有发放贷款。罗畅说，和沿海城市相比，武汉金融机构的外向性和度都亟待提升。
武汉市委部经济处处长万良贵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一五”时期，国家出于战略原因，一批“武字头”重工业企业在汉投建。当时闻名全国的有武钢、武重、武船、武锅等大型国企。从1959年一直到初期，武汉的工业总产值仅次于上海、、天津，位居全国城市第四位。
这些大型国企在当时极大地推动了武汉经济的发展，但也垄断了人才、技术、资金和市场等核心资源，使武汉的民企只能在夹缝中，逐渐落后于沿海地区城市。
一方面是传统国企不愿意被民企抢夺资源，另一方面是有些领导干部对民企也心存顾虑，不敢对其相关的民生领域，还会人为地设置很多障碍。
“就是在面子上给你一点，在形式上给你一点，让你闻到一点香，或者吃一点点面包屑，但是真正能从市场经济主体进入的民企很少。”武汉市一位知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民营企业在多地遇到的“弹簧门”“旋转门”“玻璃门”，在武汉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在武汉，这种国企思维可见于社会治理和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武汉市工商联副刘珍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新民营经济发展要想破题，需要领导干部首先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既加强管理监督，又树立服务意识。
武汉市科技局副局长赵峰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武汉的科教资源虽然丰富，但很多高校是部属院校，和地方的经济发展结合不紧密，科研也并非围绕武汉的产业发展和企业需求进行，不利于科技的。
在企业和高校院所之间，科技局主要扮演“推手”的角色——每年会梳理高校的各项科研，向企业进行推介；也会先去企业征集技术需求，与高校对接。
8月14日，武汉在全国首创成立科技局。与招才局类似，该局“虚拟机构、实体运作”，挂靠市科技局，工作人员从市科技局现有职能处室及局属事业单位中调整，专门负责在汉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的，承担统筹协调、服务对接和监督落实工作，促进不同部门之间的联动。
当天，武汉市科技局组建院士专家顾问团，李德仁、陈焕春、叶朝辉、余少华和姜德生等五位院士获聘。
该市提出一个目标，力争5年内在汉高校院所科技就地占比达到80％，着力打通在汉高校院所科技“最后一公里”。
赵峰坦言，这个目标很难实现。目前，武汉50％以上的科技在外地。如果从数量上来统计，科技就地占比只有40％左右；如果从额度上计算，仅有27％，离80％的目标还相差甚远。
陈一新在科技局成立大会上指出，不论是吸引大学生、校友、海归三类人才留汉回汉来汉，还是鼓励20多万现有教学科研人员投身创新创业；不论是集聚产业核心龙头项目，还是孵化培育“四新”经济——关键都取决于科技的有效供给和。
成立科技局，正是针对当前现状的“破题之举”。他说：“这一切入点很小，但着眼点很大。”（原载第826期《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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